抗战时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青救”)作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党的青年运动的领导机关,团结全国广大青年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央把陕甘宁根据地划分为两省三特区,共青团中央(当时叫少共中央局)即相应建立了少共陕北省委、少共陕甘省委、少共关中特委、少共三边特委和少共神府特委,后来又成立了少共陕甘宁省委。
12月,中央局扩大会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明确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基本策略和任务,会后又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使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为了促使共青团更加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发展要求,1936年11月,中央局会议在保安召开,对共青团的改造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做出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团中央按照党中央的《决定》精神,在根据地实施了共青团改造工作。陕甘宁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各级青救会。
1937年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00多人,代表青救会20多万会员。大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作为西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机关,并决定在全国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之前,西北青救会为全国各地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大会通过了《目前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决议》和《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等文件,确定西北青救会的宗旨是“团结西北和全国青年,建立不分阶级、党派、民族、信仰的青年统一战线”,其中心任务是“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而奋斗”。12月,“西青救”将会址移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后,又组建了陕甘宁特区青年临时救国会,以继续加强对陕甘宁特区青年救亡运动的领导。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5月,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青委),以加强中央对青年运动的领导。10月2日至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10月10日至11月21日,“西青救”在延安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选出“西青救”新的领导成员。为了加强各地青年团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团结和统一,大会成立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这样,“西青救”、中华青联办事处和中央青委三个机构合署办公、一套班子,形成了以中央青委为核心的全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机关。
为加强青年干部的培养,1937年10月,经中央批准,“西青救”在陕西三原斗口镇元老于右任的农场创办了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
等中央对青训班的创建和发展十分关心。1937年12月,在得知青训班缺少教员后,立即指示中央有关方面在干部力量和经济方面给予支持,中央组织部从抗大、中央党校等地方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前往青训班,大大增强了青训班的教学力量。根据的指示,青训班敞开大门,充分利用西安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区域、能够广泛接触各地大批要求抗战的青年这一优势,不仅大批接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爱国青年,还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刊登了招生简章。1938年初,青训班校址迁往安吴堡。1939年10月5日,为安吴青训班两周年纪念题词,朱德接受邀请担任安吴青训班名誉主任,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彭德怀、贺龙等中央党政军,都给予了安吴青训班很高的评价和亲切的关怀。
青训班的校训是:坚定刻苦,勇敢活泼,团结,虚心切实;宗旨是:在最短期间授予青年各种最低限度的军事知识;开设的课程有抗战基本理论(社会科学、三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军事课程(操场动作、武器使用、步兵技术、游击战术);学习期限半个月至三个月,学员除上课外,着重自学,参加野营训练、下乡宣传、组织民众抗战等实践活动。
由于经费和物资短缺,青训班学员的学习、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晴天都是席地而坐、露天上课,宿舍用草帘作门窗、草席打地铺而卧。没有文具纸张,他们就买来染衣服的颜料自制红、蓝墨水,制作沙盘代替纸张。他们还到嵯峨山、淳化县亮马台开荒种地,办起了青年农场,实行生产自给。尽管条件简陋,但学员们学习热情非常高涨。他们还成立演出剧团,深入到乡村演出,宣传抗战;创办了刊物《“西青救”与青训班》,介绍青训班的办班过程和经验。
1940年4月,在顽固派愈加严重的形势下,青训班奉令撤回延安。安吴青训班从创办到撤离共两年半时间,办了14期,培训1.2万多名学员。为前线、敌后根据地、爱国青年团体乃至友军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被誉为“青运史上的丰碑,抗日青年的熔炉”。
为唤起民众奋起抗战,“西青救”发挥各级青救会组织在战时宣传、教育中的作用,广泛、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他们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分队部等联合创办旬刊《青年战线》,介绍青年运动,讨论青年生活发生的各种问题,介绍抗战形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因而很快成为“鼓舞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号角”。1939年4月,“西青救”在延安出版《中国青年》杂志,指导全国青年运动,交流救亡经验,还编印各种通俗书籍和小册子,扩大抗战宣传,并成立抗战剧团,创作排练《恨》《打回老家去》等抗战剧目,同时派成员深入到陕西、甘肃、河南等省的工厂、农村、学校、部队演出,还创办各种识字班、识字牌、夜校、墙报、读报组、训练班、救亡室、歌咏队,结合文化普及教育传播救亡思想和党的政策,受到各地军民的欢迎。
此外,“西青救”还积极动员广大青年踊跃加入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在1939年以前,共动员8000多人参加主力部队;1941年,为响应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号召,在边区各级青救会的动员和干部带头下,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为了积极配合抗战,陕甘宁边区青救会组织少年成立少先队,组织青壮年参加青年自卫军,组织青年自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侦查搜集敌情、破坏敌人交通、协助我军医疗等活动,配合并服务于战事,保卫边区,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为打破日伪顽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边区的大生产运动随即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40年12月2日,“西青救”响应号召,召开了各县青救会经济干部会议,决定成立边区青救会经济部,县、区青教会设经济科,统一组织和领导青年参加边区的经济建设,并邀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边区政府兼建设厅厅长高自立担任边区青年经济顾问。“西青救”将创建青年农场作为青年投入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在延安等11个直属县试建青年农场取得成功后,又成立了青年合作社、青年变工队、青年运输队,在陕甘宁边区农场中普遍推广。
此外,“西青救”还协助边区政府创办青年钢铁厂、青年纺织厂、青年造纸厂,开办青年技术学校,培养技术工人,积极钻研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制造生活用品。
在积极参与边区政府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西青救”协助边区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开展国民教育和群众文化活动,提高广大青少年的觉悟和文化水平,同时积极协助政府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确保前线战士无后顾之忧。各级青救会发动成员帮助抗属代耕、播种,帮助他们在麦收和秋收中抢收农作物。在“西青救”的协助下,边区政府的拥军优属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1945年5月3日,“西青救”在延安组织召开了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西青救”并入解放区青年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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