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周智佑的奶奶（周萧氏：中排左起第四个）与上海的二叔（茂柏）、二姑（菁柏）、三姑（莘柏）等家人的合影。照片由周智佑提供

　　他说他没去过汉阳双街，周家创造辉煌的旧地。纵使有过念头，也未成行。听说目前那里的老厂房已经拆迁，看不见什么遗迹了。作为周恒顺机器厂主办人周仲宣的嫡孙，他不止一次地凭记忆拼接汉阳南岸嘴的风光……如今的汉阳南岸嘴绿树成荫，可曾想百年前的热闹喧嚣。于南岸嘴，双街又最为繁华，且这里被誉为湖北机械工业发祥地之一。当时鼎鼎大名的周恒顺机器厂便在这条街上。它的前身是已有200多年历史的周天顺炉坊。

　　“大约在明末清初，周氏佑字辈以上第十一代先祖周仲卜从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瓦西坝移居湖北武昌崇福山下大堤口，世代以经营炉坊为业。据说，武汉黄鹤楼上的金色大鼎是由王天泰与周天顺炉坊共同铸造（王天泰是周智佑曾祖父母亲的娘家人）。

　　汉阳归元寺的大香炉则是完全由周天顺炉坊铸造。周智佑讲述说，到家族第七代“世”字辈时，已是一个拥有八房兄弟的大家族，商业鼎盛。当时约处在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战乱，八房兄弟大都无心从事祖业，仅有老二房的独子周庆春（八代，周智佑曾祖父），独家继承周天顺炉坊祖业。后来由于他与儿子经营有方，家道中兴。其子女有：周咸若（九代，号韵宣，周智佑大爷爷，银行家周苍柏父亲，是秀才出身，喜读诗书，于1902年分家，到汉口从事商业活动）、咸熙（周智佑祖父，九代，号仲宣）、咸钦（早年夭折），还有两个女儿：李周氏、彭周氏。

　　在讲家族往事前，周智佑先讲述了周氏家族的过往。周家人认为，他们与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可能有些渊源，因为他们祠堂庙号为周爱莲堂，与提倡爱莲说的周敦颐是一致的。该家族使用“仲文坤有德，兆世庆咸亨，佑启人才盛，传家利永臻”的二十字名号。

　　汉阳造，是湖北近代史上一张名片，至今闪闪发光，周恒顺机器厂就曾为其添光加彩。“周恒顺不是来自人名，1866年（清同治五年）我曾祖父周庆春将祖传周天顺炉坊由武昌迁到汉阳双街，改名为周恒顺炉冶坊。因为在他老人家看来，天顺不如人顺，人顺必须有恒，这是‘恒顺’两字的来源。”

　　当时的周恒顺炉冶坊，除了生产传统的香炉、神钟、汤罐、鼎锅等日用器件外，还开始兼营泥模翻砂，制造沟盖、栏杆。其时，铸制了黄鹤楼大铜顶和归元寺大香炉，其铸造工艺已具有相当水平。

　　到了1895年，周恒顺仿制轧花机成功，开创了三镇民营机器制造的先河。“我祖父不喜欢念书，喜欢到车间里面看工人干活，边学边干，钻研技术，在实践中他的数理学得很扎实，自学过傅兰雅等人的数理书籍。”周智佑说。

　　1898年维新运动后，清政府制定了奖励民族工商业的法令，由于战争中清政府订购3000支，停战后却拒不收购，损失很大，周智佑的曾祖父忧郁成疾，祖父开始接管周恒顺，当时年仅17岁。“现在看来17岁很年轻，高中还没有毕业，但是那时祖父已经有相当经验了，因为他14岁就跟随他的父亲去上海江南制造局打样房（设计室）学艺，自己还曾经随人漂洋过海到日本大阪的机器厂参观学习两三个月。”周智佑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各种举动使其眼界渐开，逐渐能从世界的宏观角度观察问题。

　　“我印象中祖父周仲宣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一看便知是一个勤于钻研、善于思考和学习、精力充沛、脑子灵活的人。这从他接手后周恒顺厂的产品就可以看出来。”

　　在辛丑条约后，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逐渐增强，国人办企业的呼声日趋高涨，武汉三镇对机器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在周仲宣接手时，周恒顺厂底子很薄，厂内仅有一部车床和一部小钻床，仅有20平米的厂房，生产规模和能力都很小。

　　周仲宣聘请日本技师改进翻砂技术，主要是制造木模。1900年，从江南制造局和湖北枪炮厂聘来两名技师(胡尊五、胡幼卿父子)，又从上海购进一台蒸汽发动机和几台机床，使“周恒顺”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厂。 扩充后的周恒顺机器厂首先为常盛川票号仿制一台茶砖机，接着湖北羊楼峒茶厂订购成套茶砖机多台。又承包了汉口租界区市政建设的铸造工程，很快就使恒顺厂在技术和经营上有了起色，不到一年，厂子就扭亏为盈，再过两年又还清旧债，并扩建厂房，周恒顺机器厂逐步发展起来。

　　年轻的周仲宣精力旺盛，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他善于抓住商机，当时汉口的黄陂街、汉正街、花楼街等老商业区，曾先后发生过几次大火，周仲宣上门洽谈，为店铺安装铁门、铁窗、铁栅栏等，使工厂业务量大增。 1903年，汉口一家广东老板经营的机器厂发生火灾后，拍卖机器设备，周仲宣出价350两白银买下全部设备，使周恒顺机器厂的硬件设施有了较大的改善。

　　“我印象中祖父周仲宣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一看便知是一个勤于钻研、善于思考和学习、精力充沛、脑子灵活的人。这从他接手后周恒顺厂的产品就可以看出来。”周智佑说。

　　1905年，周恒顺炉冶坊正式改名为周恒顺机器厂，此时的周恒顺厂已有多部各式机床，用蒸汽机做动力，产品也不断创新，并开始自制蒸汽机。

　　十年间，周恒顺厂创造了数个中国第一：1905年，生产出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7年，生产出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生产出中国第一台卷扬机。同年，周仲宣不满足于生产一般的日用铁器，又向造船领域发展，1909年制造出“顺风”号蒸汽小火轮。此后，周仲宣成立了“大庆轮船公司”，制造出“大庆”等轮船，开辟了汉口四官殿至汉阳门轮渡航线，这是汉阳与汉口之间最早的轮渡。

　　1910年，顺丰榨油厂准备同英国洋行签订蒸汽机订货合同，周以低于英商1/4的价格承接这项业务，蒸汽机经精心研制成功后，周在机座上铸字：“同胞细听，权利须争，我邦能造，不购外人。” 表达了一个民族工业家的炽热爱国热忱。

　　“二叔周茂柏从上海同济大学工程系毕业，赴德国留学，在施特立工程师学校进修船舶与动力机械制造后，1931年回国，主持该厂工作，与几位同学用系列化、标准化的方法制造立式的系列化煤气机，这对祖父历来向往专业化生产是个很好的尝试。从单缸45马力到三缸135马力，便于批量生产与维修，其中后一种煤气机与（上海华成公司制造的）发电机构成机组，在长沙国货陈列馆展出，由于运转平稳，成本低廉，影响较大，行销附近几省，四川的綦江、合江、邻水、云阳等县均使用该发电机组，这是由于爷爷早就看准中国缺油富煤,认为发展煤气机在当时是一桩很有前途的商品的缘故。早在1923年工厂就成批制造出多台卧式煤气机。”周智佑介绍说。此后该产品成为“拳头产品”，行销湘、鄂、川、陕、豫、赣、苏等省，产量占全厂总产一半以上，“周恒顺”因此声名大震。到抗日战争前，已经成为武汉最大的民营机器厂。

　　在解放初期，周仲宣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并为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从重庆，取道香港，于1950年返回故乡武汉，受到当时中南局、省委领导李先念等人亲自接见。

　　恒顺实际并不顺,曾遭受三次很大的经营危机。周智佑说，“祖父一生历经无数坎坷，比较大的危机就有三次。”说起这段故事，周智佑的语气有点低沉。

　　第一次危机是在1909年，工厂自行设计制造出80马力、木壳、吃水4－6英尺的小火轮“顺风号”，是武汉市自造的第二艘轮船，航拟航行到洞庭湖与常德，回程离武汉只有30里了，途中却被兵船撞翻，伤亡甚重，因为是兵船,无法与官方计较，打了几年官司，不但无结果，反而损失了2万余元。他并不灰心，继续努力经营，不久胜出英商洋人，争取到顺风榨油厂100马力的蒸汽机订货，如期交货，赢得好评。

　　第二次危机时间持续较长。开始是1925年，因为设在四川自贡的分厂的账房先生卷款潜逃，债主纷纷索债，甚至闹到武汉，祖父气得。“我的父亲荟柏情急之下，为了挽救垂危的祖父，遵父命，牺牲了行将赴德留学的机会,千里迢迢奔赴四川，处理欠债事宜，终于逐步挽回危局，走上正常发展道路。但不久后，北伐军攻占武汉，周仲宣与周文轩被以土豪劣绅罪名逮捕，准备枪决。”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1927年5月，汉阳县党部（实际由掌握）命令工人纠察队将汉阳两个经营机械工业的民族资本家周仲宣和周文轩逮捕下狱，查封他们的财产准备分发给工人，并在当时的汉口《日报》上发布了“两周”的十一条“罪状”。在国民政府会议上，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以“违背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承诺”为由，要求汉阳县党部放人；董必武等人则认为，十一条“罪状”是可靠的，放人会压制工人运动。经过激烈的争辩，决定由司法部长徐谦对十一条“罪状”进行核实后再作处理。经徐谦核实，十一条完全被推翻。调查报告同样发表在由董必武、沈雁冰等中员主办的汉口《日报》上。随后，汉阳县党部释放了“两周”并解除对其财产的查封。这一事件即党史上著名的“汉阳‘两周’案”。被列为应正确对待、团结民族资本家的典型案例。

　　“对此，祖父深深感谢当时国共合作政府对他的正确处置，日后也一直感激党对他的恩德。”周智佑说，在解放初期，祖父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并为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从重庆，取道香港，于1950年返回故乡武汉，受到当时中南局、省委领导李先念等人亲自接见。

　　“第三次危机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从湖北迁往重庆途中。”周智佑介绍，当时正值日本进攻中国，祖父派正在南京金陵大学学习的三叔周英柏负责将工厂内迁重庆，将器材、机床与人员装上两条驳船，由拖轮牵引逆江而上，离武汉不远就被以运兵为由，船舶被强行征用，好不容易才转运到了宜昌。这滔滔江水涌出山峡地段，成了卡脖子地段，大批内迁工厂物资都拥塞在港口，周恒顺厂的物资被抛掷江岸九龙码头，长达一二里地，为时已达两三个月之久，一边是风吹雨淋，一面是日寇轰炸，一个工人被炸死，人财极度危险。

　　“在此危机时刻，民生公司卢作孚总经理由于急于寻求航运人才，主动找上重庆的祖父周仲宣与我父周荟柏，答应进行营救。条件是要二叔就任民生机器厂厂长（因为他那时已经声名在外，就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专门委员，负责筹备湘、滇的中央机器厂），并将工厂改名恒顺机器厂，由民生公司与周家联合经营。实际是要让工厂成为民生公司修造轮船的附属工厂。这条件虽然苛刻，但周家为营救设备、人员及财产，也只得同意。于是才将机器设备船运重庆。经过祖父亲自选点，由于李家沱江岸水深流急，便于停靠船只，而且马王坪地势平坦，于是在李家沱岸边的岩石地基上营造厂房并率先开工生产。（周智佑注：爷爷早有远虑，让我父亲在马王坪兴建峨山机制砖瓦厂，并在四川綦江江口兴办小煤矿公司，兼收购铁矿石，收买了马王坪的200多亩土地，作为建厂的准备，这给后来马王坪工业区的建立也奠定了良好条件。）我们大家庭也举家从湖北迁往四川，暂时分住在华记行与枣子岚垭，后到乐山及五通桥居住一年, 1940年才回迁到重庆李家沱上边的马王坪“莲庄”居住，有幸躲过了1939年5·3、5·4的重庆大轰炸。”周智佑说。

　　卢作孚以船运费与保险费作投资，适当增补现款作股本，周家则以机床设备及200多亩土地作资本，双方采用合资办法将“周恒顺机器厂”的名称改为“恒顺机器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由卢作孚与周仲宣轮流担任。

　　在抗战的七年中，生意曾经很红火，由于工厂经营管理得法，工厂两次增资，在1943年已达500万元。工人有700多人，技术人员力量雄厚，有工程师10人，分管设计与各个车间，他们中间有周修齐（解放后曾任上海交通大学金属切削课程教授）、武霈（解放后曾任中国标准局总工）、齐荣普（解放后曾任上海气轮发电机厂总工程师）。